嫌豬手事件簿──律法做為一種必要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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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歲的金子徹平，某天在搭電車去應徵工作面試時，捲入一起非禮國中女學生的案件。他不是犯人，但是司法體制認定他犯了罪。而在抵抗的過程中，他漸漸發現，司法系統事實上是罪犯的共謀，因為只要認罪就意味著罰錢了事，並能立刻回到社會上繼續生活，不僅警方、法官都省了一件事，而社會輿論也找到伸張正義的出口。唯一被犧牲的，是遭受懲罰的清白者。

周防正行的《嫌豬手事件簿》是一部沉重的電影，敘述一個奮力為自己清白辯駁的男生，最後卻遭受律法懲罰的故事。這樣的故事，相信我們並不陌生，尤其前陣子江國慶的案子重新翻案後，更彰顯警方濫用公權力、司法體制漏洞與輿論壓力是如何造成誤判的惡性循環。許多被告在經歷逼供的精神壓力與肉體折磨之後，被迫承認自己從未犯下的罪行，這是對自稱為民主國家的最高侮辱。

然而，這樣令人髮指的社會現象並不是令人灰心的主要原因，一再縱容此現狀氾濫卻持續高呼民主口號才是。在《嫌豬手事件簿》的尾聲，身為被告的金子看著法官宣讀自己的判決，他在腦中對自己說──「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沒做，而我也可以在此審判法官」。這一句話從這位涉世未深的男生口中說出，是如此沉重，而又富有哲理。當下的他儼然已放棄相信律法的原則與標準，用一種個人的、情緒性的觀點，重新審理自己的案件，而這種態度正是金子的母親、朋友，甚至當天的目擊者所共享的，他們不懂法律，甚至不知道去哪裡找律師，但是他們以直覺相信自己對金子的情感，相信他不會做這種事。

然而，律法並非採用這種感性的價值去判斷真理。律法之必要，在於其所宣稱的平等，進而達到正義之目的。奉公守法者得以安身立命；作惡多端者將受刑罰懲戒，這應是人民對於民主、法治社會最「理想」的期許與願景。然而，在柏拉圖Plato所紀錄的對話錄《理想國》Republic中，蘇格拉底Socrates與色拉敘馬霍斯Thrasymachus的辯論，提醒我們絕不可如此天真地看待社會。對話錄中色拉敘馬霍斯就認為，犯罪者的生活過得比守法者來得好，只要他們不被抓包，就能在社會的競爭法則中生存。

身兼編劇的周防正行看似正是以這樣的觀點來拍攝這部電影──那位真正對國中女學生伸出鹹豬手的犯罪者自始自終都未曾在鏡頭前露臉，觀眾甚至連他的樣子都沒看到。可是最後，這名「犯罪者」究竟存不存在，才是此謎團的核心問題，因為在金子支持者與同樣被誣告過性騷擾的人合力拍攝還原影片之後，發現甚至可能只是金子的背包卡到了國中女生的臀部，但是沒有人能證明這一切。

鐵道迷認為，周防正行並非是要處理好人／壞人的二元對立，也不是要刻意張顯壞人逍遙法外，好人卻下十八層地獄這樣的司法漏洞，而是律法做為一種必要之惡。如果一個社會或國家揚棄律法，能不能實踐民主的本質呢？法哲杭席耶Jacques Ranciere稱之為民主憎惡。杭席耶以美國為例，認為所謂民主體制所反映出的並不是政府的腐敗與無能，而是文明價值的危機，使社會與國家都深陷其中。我們要牢記杭席耶所區分的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與真民主real democracy──前者是布爾喬亞權力的實踐，成為律法與體制的共謀；後者則是落實在人民的實際生活與感性經驗中，而金子最後上訴高等法院的策略，正是對既有律法體制的終極對抗──我再也不相信律法了，而我用律法本身來證明這一切。

My Name Is Khan──帝國主義三角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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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影無論是早期Ram Gopal Varma的Rangeela（1995），或是當代導演如極具爭議性的Deepa Mehta、喜愛探究族裔與文化疆界的Mira Nair的幾部作品，都能看到一個共同的主題──愛情。印度電影中的愛情時而痛苦，時而美好。Mehta的Water（2005）中被千古禮教習俗所束縛的沉重的愛、Nair的Mississippi Masala（1990）中跨越種族的愛。而每每令人印象深刻而目不轉睛的，想必是那些華麗的婚禮服飾與歌舞。

不過，近來印度電影除了愛情之外，也漸漸開始發揮其他廣受社會大眾關注的議題。英國導演Danny Boyle改編自Vikas Swarup小說Q & A的Slumdog Millionaire（2008）深入印度底層社會，直指印度兒童與青少年的犯罪問題；Rajkumar Hirani的3 Idiots（2009）則著眼於當今的教育制度問題，透過一群大學生的故事，讓我們看到學院中最聰明的人如何把學問視為「無用之用」。

今天，鐵道迷跟著老師們開完東亞比較文學會議二籌之後，回家丟下筆電跟資料，便直奔西門真善美，買下一張等了好久了的電影票──My Name Is Khan。這一部由Karan Johar所執導的電影野心勃勃，片長137分鐘期間所欲探討的議題囊括印度人離散至美國的文化認同、印度教與穆斯林教徒之間的宗教意識型態衝突、911後美國對外政策的改變…等等。Johar不走沉重的文藝路線，而採用典型的好萊塢故事公式吸引觀眾目光──一個從小罹患亞斯伯格症的印度男孩Rizwan Khan，因為受到母親的重重呵護，而受到弟弟的妒恨。母親過世後，長大成人的他前往美國找弟弟，認識了一個離婚的女人Mandira與她的孩子，兩人決定結為連理。

然而，在911事件之後，身為穆斯林使他們全家備受歧視與仇恨，如此處境迫使這對夫妻分離。「你為什麼不去找總統」Mandira崩潰著對著Khan大喊，「告訴他你的名字叫Kahn，你不是恐怖分子，你的孩子也不是。」於是，Kahn在一天清晨離開San Francisco，跟著總統的行程踏遍全美，展開一場公路之旅。然而，在911後如此緊張的氛圍下，跟蹤總統行程使得他更被無以復加地誤認為圖謀不軌的恐怖份子…

而在這部影片中，鐵道迷最感興趣的是Johar如何透過一個小人物的日記，挑戰美國總統大選的歷史大敘事。從Khan離家去追尋美國總統，到他最後真的見到總統，並說出「我不是恐怖分子」的那一刻，美國儼然已從Bush的家族事業改朝換代，進入Obama的「改變」時期。然而美國的改變到底是什麼？或者應該問，什麼部分變了？廖培真對911的闡釋──pre-9/11、9/11、post-9/11清楚說明了電影中Kahn的思維──「西方歷史是如此簡單，分成西元前／後，而911則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紀元」。過去美國所必須處理的是所謂的國內事務domesticity，包括亞裔、非裔、原住民等的各種少數族裔文化政策，而911之後，外來者成了所有「裔」（包括白人）的敵人。因此，當電視新聞轉播Obama當選的同時，民眾的歡呼蓋過了一位穆斯林近距離槍擊Khan的巨響。Obama上台了，但一位被美國菁英政治家視為恐怖分子、又被美國穆斯林視為叛徒的小老百姓，進了醫院性命垂危。而最諷刺的是，Kahn當初選擇離鄉背井到美國，就是為了一句母親的遺言──「要像你弟一樣快樂」。一句話，Khan飛去美國，要實現美國夢。

在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的範疇裡，最重要的議題無非就是美國到底以何種方式在行帝國主義之實。徐詩思對於美帝主義的研究從Amy Kaplan所提出的家帝國主義manifest domesticity為起點，著重於愛兒珂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說。manifest domesticity顯然是manifest destiny一字的延伸，而此字則緊扣優越主義exceptionalism。Donald E. Pease便指出，Bush對911的論述儼然是重塑了此優越主義神話──美國是代表全球的正義使者，隨時準備換上帝國主義三角褲維持世界和平。

鐵道迷認為，在許多處理911事件的電影中，如Remember Me（2010）等，My Name Is Khan的批判性可謂正面出擊，力道不亞於Rodrigo Cortes的Buried（2010）。以後如果鐵道迷在學界還可混口飯吃的話，美史課就放這部電影給學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