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8日 星期三

鐵道迷的日本鐵道之旅──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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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北已有1週了,生活簡單而閒適。兒童影展編輯卸任後,手邊僅剩國科會高中生人社營輔導員的工作,其餘則是世界人民解放委員會「無給薪」的義務性工作。不過,該是時候申請2012年秋季出席國際會議補助了

這一次去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IAFOR)承辦的LibrAsia發表論文,不僅是我第一次去日本,也是我首次前往台灣以外的亞洲國家。過去,我曾領過不同的經費補助,前往美國開研討會發表論文,包括2007年領取交通大學外文系、人社院補助,到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Asheville分校開NEH,在這個風光明媚的北卡州小鎮裡待了5天;2011年領取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經費,前往位於Augusta, GA的黑人學院Paine College,參與哈林文藝復興年會並發表論文。當時因為史上最不怕搶交大雙人組同學正巧已在UGA攻讀博士學位,我便試著為自己安排一個自由行程,在Augusta發表完論文之後,再到Athens見我同學,並寄宿在她那裡,因此當時我總共在喬治亞州待了9天,其中還有1天排除萬難到Atlanta見了我嫁到美國的大學同學跟她先生一面。

也許是我還未見識過像New York這樣的大城市,因此東京仍是讓我目前為止感到衝擊最大的城市。

開會期間,跟一位IAFOR的行政人員抽菸聊天,他是英國人,因此我們用英語交談。他因為IAFOR業務而來到日本工作,在名古屋生活了5年半,但卻不會說半句日文,令我非常震驚。

「不覺得不會說日文在日本相當痛苦嗎」我不解地問,「我才來2天就快瘋了!」
「其實不會」他回答,「事實上還是可以生活。」

這一次的日本行,其實完全是場意外。就在博士班學妹問我想不想出國發表論文之前,適逢我修改過後的資格考試書單被前指導教授否決,並且也解除與我的指導關係。我索性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摘要投稿,也希望能幫助自己釐清想法,也就這樣錄取了LibrAsia。其實,像這樣大型的研討會,超過200位發表人,議程有50頁之多,有如大拜拜或辦流水席,因此除了發表自己的論文之外,重點是去認識來自別的國家的發表人,增廣自己的見聞。

但是因為我對這篇即將要發表論文的內容已經有恃無恐,我反而買了好幾本介紹京阪神、東京的旅遊書,希望規劃一趟論文發表自由行。由於我的博士班同班同學因研究需要,於去年前往日本岡山大學進行為期1年的交換學生,原本就讀清華大學化學研究所的表弟同時期也在東京工業大學交換學生,於是決定把這兩個地點也一併納入此次行程之中。

經過上網做功課,發現日本的車資貴得驚人!正苦惱於如何從研討會所在的大阪往來於岡山,再前往東京之時,經過調查發現了一樣對於外國旅客非常重要的物件──「全日本鐵路周遊券」(Japan Rail Pass,簡稱JR Pass)。我的日本之旅就從訂這張不可或缺的JR Pass開始說起

【待續】

2011年8月18日 星期四

The Music Never Stopped──拒絕長大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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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李安Ang Lee執導的Taking Woodstock,Jim Kohlberg的The Music Never Stopped是一部令人心酸的悲劇。這2部電影同樣都以美國60年代嬉皮文化為背景,不過在前者中,音樂與音樂節扮演突破性的角色,帶領男主角Elliot穿越自我認同的掙扎,最後在自己的家鄉得到自我成長。而後者中的Gabriel在負氣離家到紐約之後,從此就經歷20年的流浪生活,音樂與音樂村代表的是過去被凍結的記憶。

今天從逢甲大學下班之後,鐵道迷就跟敢死隊媽咪在一中街集合,一起去萬代福影城看了The Music Never Stopped這部電影的首映。這部電影敘述一個著迷於嬉皮年代搖滾樂的男孩Gabriel,因為在一次與對搖滾樂及次文化極為不屑、不滿的父親爭執後離家出走,轉眼就流浪了20年。全家再次相遇時,竟是在慘白的醫院病房──Gabriel被發現罹患腫瘤送至醫院,院方緊急切除腫瘤,卻發現他的記憶已停留在1968那年。

Gabriel的父親想盡各種辦法要醫治兒子,在一次閱讀了報章雜誌上由某所大學專攻音樂治療的教授Daley所寫的文章,發現音樂可能是一種積極有效的療法,便請她開始實際操作。很快地,Daley發現Gabriel只要一接觸到搖滾樂便會立刻恢復神智,滔滔不絕地談起樂手、歌詞的涵義,與歌曲背後的故事。當初那個反對搖滾樂的父親,如今為了重建與兒子之間的記憶,他開始研究起搖滾樂…

鐵道迷對Gabriel有一個有趣的發想──在整部電影的進程中,所有的人都想「治癒」他,包括一開始提議要切除他腦中線腫瘤的醫師,以及後來自稱為音樂治療師的Daley。即使Daley用的方式看似與正統醫學對立,是依循所謂非科學、非實證的理論,試圖用音樂活化腦部,其目的最後還是要讓Gabriel恢復「正常」,使他能如同一般人一樣的去記憶。

這個邏輯不管是從傅柯Michel Foucault或是拉岡Jacques Lacan的角度來分析,都陷入了以語言系統為基礎的秩序之中,因為這些醫師與治療師都相信記憶如同語言系統一樣,可透過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來運作。但Gabriel顯然並不活在這個秩序之中──他的記憶是斷裂的,甚至以無限迴圈方式復返,對他而言沒有任何一個時間點能對照出特定的歷史,一切都是任意的。更極端地說,他們排斥這個腫瘤對Gabriel在病痛之外所帶來的其他生命可能性。

鐵道迷之所以會把The Music Never Stopped形容成一部令人心酸的悲劇,也就是因為如此──Gabriel的父母親即使到了生命的盡頭,還是無法接受自己兒子真正的樣貌。他就是一個記憶停滯在青少年時期,拒絕長大的男孩。然而,身邊所有人卻要他接受長大的事實──他的高中麻吉死於越戰、第1任女友結婚生子,沒辦法跟他做愛、死之華Grateful Dead的成員之一老早掛點了…

所言至此,鐵道迷不禁也感嘆了起來。如果就是不想長大,最後也要落得被現實啃噬的體無完膚的話,那麼就別再憧憬那未來幻夢的園地,當下就揮霍無度吧。下一部應該來介紹一下也很屌的音樂電影──Sound of Noise

2011年6月17日 星期五

嫌豬手事件簿──律法做為一種必要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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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歲的金子徹平,某天在搭電車去應徵工作面試時,捲入一起非禮國中女學生的案件。他不是犯人,但是司法體制認定他犯了罪。而在抵抗的過程中,他漸漸發現,司法系統事實上是罪犯的共謀,因為只要認罪就意味著罰錢了事,並能立刻回到社會上繼續生活,不僅警方、法官都省了一件事,而社會輿論也找到伸張正義的出口。唯一被犧牲的,是遭受懲罰的清白者。

周防正行的《嫌豬手事件簿》是一部沉重的電影,敘述一個奮力為自己清白辯駁的男生,最後卻遭受律法懲罰的故事。這樣的故事,相信我們並不陌生,尤其前陣子江國慶的案子重新翻案後,更彰顯警方濫用公權力、司法體制漏洞與輿論壓力是如何造成誤判的惡性循環。許多被告在經歷逼供的精神壓力與肉體折磨之後,被迫承認自己從未犯下的罪行,這是對自稱為民主國家的最高侮辱。

然而,這樣令人髮指的社會現象並不是令人灰心的主要原因,一再縱容此現狀氾濫卻持續高呼民主口號才是。在《嫌豬手事件簿》的尾聲,身為被告的金子看著法官宣讀自己的判決,他在腦中對自己說──「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沒做,而我也可以在此審判法官」。這一句話從這位涉世未深的男生口中說出,是如此沉重,而又富有哲理。當下的他儼然已放棄相信律法的原則與標準,用一種個人的、情緒性的觀點,重新審理自己的案件,而這種態度正是金子的母親、朋友,甚至當天的目擊者所共享的,他們不懂法律,甚至不知道去哪裡找律師,但是他們以直覺相信自己對金子的情感,相信他不會做這種事。

然而,律法並非採用這種感性的價值去判斷真理。律法之必要,在於其所宣稱的平等,進而達到正義之目的。奉公守法者得以安身立命;作惡多端者將受刑罰懲戒,這應是人民對於民主、法治社會最「理想」的期許與願景。然而,在柏拉圖Plato所紀錄的對話錄《理想國》Republic中,蘇格拉底Socrates與色拉敘馬霍斯Thrasymachus的辯論,提醒我們絕不可如此天真地看待社會。對話錄中色拉敘馬霍斯就認為,犯罪者的生活過得比守法者來得好,只要他們不被抓包,就能在社會的競爭法則中生存。

身兼編劇的周防正行看似正是以這樣的觀點來拍攝這部電影──那位真正對國中女學生伸出鹹豬手的犯罪者自始自終都未曾在鏡頭前露臉,觀眾甚至連他的樣子都沒看到。可是最後,這名「犯罪者」究竟存不存在,才是此謎團的核心問題,因為在金子支持者與同樣被誣告過性騷擾的人合力拍攝還原影片之後,發現甚至可能只是金子的背包卡到了國中女生的臀部,但是沒有人能證明這一切。

鐵道迷認為,周防正行並非是要處理好人/壞人的二元對立,也不是要刻意張顯壞人逍遙法外,好人卻下十八層地獄這樣的司法漏洞,而是律法做為一種必要之惡。如果一個社會或國家揚棄律法,能不能實踐民主的本質呢?法哲杭席耶Jacques Ranciere稱之為民主憎惡。杭席耶以美國為例,認為所謂民主體制所反映出的並不是政府的腐敗與無能,而是文明價值的危機,使社會與國家都深陷其中。我們要牢記杭席耶所區分的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與真民主real democracy──前者是布爾喬亞權力的實踐,成為律法與體制的共謀;後者則是落實在人民的實際生活與感性經驗中,而金子最後上訴高等法院的策略,正是對既有律法體制的終極對抗──我再也不相信律法了,而我用律法本身來證明這一切。

2011年6月6日 星期一

My Name Is Khan──帝國主義三角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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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影無論是早期Ram Gopal Varma的Rangeela(1995),或是當代導演如極具爭議性的Deepa Mehta、喜愛探究族裔與文化疆界的Mira Nair的幾部作品,都能看到一個共同的主題──愛情。印度電影中的愛情時而痛苦,時而美好。Mehta的Water(2005)中被千古禮教習俗所束縛的沉重的愛、Nair的Mississippi Masala(1990)中跨越種族的愛。而每每令人印象深刻而目不轉睛的,想必是那些華麗的婚禮服飾與歌舞。

不過,近來印度電影除了愛情之外,也漸漸開始發揮其他廣受社會大眾關注的議題。英國導演Danny Boyle改編自Vikas Swarup小說Q & ASlumdog Millionaire(2008)深入印度底層社會,直指印度兒童與青少年的犯罪問題;Rajkumar Hirani的3 Idiots(2009)則著眼於當今的教育制度問題,透過一群大學生的故事,讓我們看到學院中最聰明的人如何把學問視為「無用之用」。

今天,鐵道迷跟著老師們開完東亞比較文學會議二籌之後,回家丟下筆電跟資料,便直奔西門真善美,買下一張等了好久了的電影票──My Name Is Khan。這一部由Karan Johar所執導的電影野心勃勃,片長137分鐘期間所欲探討的議題囊括印度人離散至美國的文化認同、印度教與穆斯林教徒之間的宗教意識型態衝突、911後美國對外政策的改變…等等。Johar不走沉重的文藝路線,而採用典型的好萊塢故事公式吸引觀眾目光──一個從小罹患亞斯伯格症的印度男孩Rizwan Khan,因為受到母親的重重呵護,而受到弟弟的妒恨。母親過世後,長大成人的他前往美國找弟弟,認識了一個離婚的女人Mandira與她的孩子,兩人決定結為連理。

然而,在911事件之後,身為穆斯林使他們全家備受歧視與仇恨,如此處境迫使這對夫妻分離。「你為什麼不去找總統」Mandira崩潰著對著Khan大喊,「告訴他你的名字叫Kahn,你不是恐怖分子,你的孩子也不是。」於是,Kahn在一天清晨離開San Francisco,跟著總統的行程踏遍全美,展開一場公路之旅。然而,在911後如此緊張的氛圍下,跟蹤總統行程使得他更被無以復加地誤認為圖謀不軌的恐怖份子…

而在這部影片中,鐵道迷最感興趣的是Johar如何透過一個小人物的日記,挑戰美國總統大選的歷史大敘事。從Khan離家去追尋美國總統,到他最後真的見到總統,並說出「我不是恐怖分子」的那一刻,美國儼然已從Bush的家族事業改朝換代,進入Obama的「改變」時期。然而美國的改變到底是什麼?或者應該問,什麼部分變了?廖培真對911的闡釋──pre-9/11、9/11、post-9/11清楚說明了電影中Kahn的思維──「西方歷史是如此簡單,分成西元前/後,而911則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紀元」。過去美國所必須處理的是所謂的國內事務domesticity,包括亞裔、非裔、原住民等的各種少數族裔文化政策,而911之後,外來者成了所有「裔」(包括白人)的敵人。因此,當電視新聞轉播Obama當選的同時,民眾的歡呼蓋過了一位穆斯林近距離槍擊Khan的巨響。Obama上台了,但一位被美國菁英政治家視為恐怖分子、又被美國穆斯林視為叛徒的小老百姓,進了醫院性命垂危。而最諷刺的是,Kahn當初選擇離鄉背井到美國,就是為了一句母親的遺言──「要像你弟一樣快樂」。一句話,Khan飛去美國,要實現美國夢。

在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的範疇裡,最重要的議題無非就是美國到底以何種方式在行帝國主義之實。徐詩思對於美帝主義的研究從Amy Kaplan所提出的家帝國主義manifest domesticity為起點,著重於愛兒珂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說。manifest domesticity顯然是manifest destiny一字的延伸,而此字則緊扣優越主義exceptionalism。Donald E. Pease便指出,Bush對911的論述儼然是重塑了此優越主義神話──美國是代表全球的正義使者,隨時準備換上帝國主義三角褲維持世界和平。

鐵道迷認為,在許多處理911事件的電影中,如Remember Me(2010)等,My Name Is Khan的批判性可謂正面出擊,力道不亞於Rodrigo Cortes的Buried(2010)。以後如果鐵道迷在學界還可混口飯吃的話,美史課就放這部電影給學生看。

2011年5月27日 星期五

感覺需要去拜拜

雖然念博士班後已經到台北來生活有2年之久,但對於我這個外地人來說,台北至今仍是個光怪陸離的城市。一方面我的生活被侷限在學區,也就是公館、大安區附近,因此可探險的地方實在多得不得了;另一方面台北再怎麼說也是首都,匯集各式各樣神奇的現象。

先前一直有念頭想搬離公館。這學期結束後,系上的學分就修畢了,博三開始要補修法文二,同時也進入學會工作任期的第2年。我想過搬到捷運中山站附近(有我很愛逛的小玩意兒店),couple同學又問我想不想搬到北投(芝山、石牌附近很多泡湯店)。但在辦過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之後我想我哪兒都去不了,現在房間的狀態簡直是混沌到像創世紀一樣…我想我博三可能還是會住在公館。

目前的我在著手申請國科會的千里馬計畫,若順利的話,希望等博三課業、工作告一段落,也考過2科資格考試之後,博四能到國外去待1年寫論文。我前男友也在準備申請,而且我覺得他成功的機率超大…

最近無論是課業或工作都非常不順,第1科資格考書單被林耀福老師一退再退,其實19世紀美國文學並非我博士論文的主科,只是整體而言有相關,但是耀福老師實在嚴格的緊,如果這學期結束前書單還是喬不攏,恐怕要延一學期才能考試了。工作上遇到的麻煩也不少,林林總總加起來得弄許多事。

因此,這陣子一直想找couple同學去拜拜,可是身為外地人的我只知道台北有龍山寺跟行天宮,靈驗與否我也不知道,但總覺得一定會有那種鄉間口耳相傳,又特別靈驗的無名廟宇,會比較想嘗試那種地方。比如以前讀交大時,校門口的土地公廟是必拜之地,而且只能準備「鋁罐裝泰山仙草蜜」去拜。當初我要考交大外文系碩士班時,我前男友就先帶去我拜過一次,結果交大真的就考上了。但在我也搬去新竹之後,我們居然就分手了…考台大外文系博士班之前也特地再去拜過,現在人都在台大待2年,待到快不想待了…orz

上回行經中山北路,無意間瞄到角落的一個不起眼的小廟,名為「蘇姑娘廟」。佇足於廟前瀏覽了一下簡史,緣由大概是說清末時台北府有疫疾肆虐,奪去許多兒童的性命,蘇姑娘是其中之一。鄉民們為其造廟,爾後因都更預計拆除,卻遭廟內之神奇力量阻擋未果。先後由鄰近的住家協助養護,結果都得到庇蔭而飛黃騰達,此廟因此留存至今。這就是台灣人口中所稱之陰廟的一種。

不過話說回來,不管拜哪種廟,只要心誠,則靈…

2011年5月23日 星期一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前兩天因為工作的關係,到暨南大學幫忙第34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以前非常喜歡到處參加研討會的我,如今對研討會卻是興趣缺缺了…猶記得2年前剛考上博士班時,一直處於自我掙扎中,猶豫著到底要不要繼續念,加上台北有許多不同的活動機會,於是我便決定利用自己的學生身分去嘗試不同的事情。

當年的女性影展正好邀請黑人女導演Julie Dash,對黑人文學與文化極感興趣的我,幾乎沒考慮什麼,就去應徵接待。後來有機會在現場接下一些零星的口譯,結果隔年的女性影展我不僅接下英文編輯,也成為開幕片的口譯。永遠都記得當晚踏入上百人戲院現場的當下,我緊張到什麼都無法思考,只能機械式地運用自己的英文能力。那一次小虹老師正好擔任主持人,結果一些小地方口譯得不好,甚至還聽錯,當場成為大家的笑柄。

因為一直在學院裡求學的我,沒有正式在外面社會工作的經驗,因此不同型式的打工常常是我想像社會的一種方式。雖然以前曾經非常嚮往在大學教書,但是自從碩士班開始當TA,以及後來又在國科會高中生人社營裡當輔導員帶學生討論之後,覺得教書實在得有兩把刷子。博士班同學有不少人已在大學兼課,對於在大學教書的現象略有耳聞,自己實在不曉得自己適不適合在大學教書。朋友說:「教過你就知道了」。

而現在的工作更是讓我對自己的學業願景跟人生路線有了全新的想法。相對於2年前在逢甲大學做「只管花錢」的國科會助理,學會秘書不能只管花錢,也得管收入,而且還得計算收支平衡。首先這對金錢觀念極差的我來說就是一大考驗。再來是面對人群。以前在逢甲做國科會助理時,因為直接隸屬於何文敬老師,因此我跟另一位專任助理其實不太需要面對人群。每次到學校上班,進了助理室,除了彼此之外只會遇到何老師,再來頂多就系主任跟系助理。但是學會秘書(直接或間接)得面對幾十個人,而且這些人都不是「普通人」。平常動作慢到不可思議的我,即使已把各樣東西一一準備好,當下幾十人進到會場時還是覺得相當吃力…請來的工讀生又因為不熟悉會務,我等於又得多管1個人,實在很不划算。

這一次算是學到了教訓,就算現在開始準備明年的年會都算OK了,畢竟以我的生活速率總是得比別人提早開始規劃。不過我還是得想想自己將來到底適合做些什麼,畢竟我講話慢,動作慢,思考也慢,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可能也只適合「慢」的工作。不過在現今資本主義猖獗的社會裡,還有什麼是屬於可以「慢」的工作呢?

昨天意外地在會場遇到前b,他陪以前的大學同學來發表論文。我知道他們很好,只是我沒想到會在這個場合遇到他。他的模樣跟就讀清華碩士班時期沒什麼太大差異,倒是我自從到交大讀碩士班之後變了許多。昨天也終於看到徐詩思,礙於工作無法聊太多,但她提醒我注意身體健康。我真的老是會忘記注意身體健康這件事,不過我最近比較常想的還是愛情…實在很難想像從過去到現在,我會跟我前後任這2個男人在一起。雖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過本性說變也是會變,人本來就是會改變的。

2011年3月13日 星期日

I was cured al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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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從《惡人》(Villain)到《告白》(Confession),影壇掀起一股「極惡之風」,其劇情也挑戰人性的底線,不禁令人想起Stanley Kubrick的經典之作A Clockwork Orange

當代理論從傅柯Michel Foucault以降到拉岡Jacques Lacan都一再地探索界限之必要。所謂正常/不正常,善/惡,好/壞的定義都不是內在既有的。傅柯所關注的是這些定義在歷史與知識的相互作用之下是如何被建構出來並為部份的人所接受,而拉岡則是在語言符號系統裡去窺探主體如何使自己去適從這些定義。

我們都記得傅柯在《詞與物》中對知識的論述,而他一再提醒我們的,是一門知識的重點不在於其表面所呈現出來之整齊、連續,而完整的排序,而是此秩序如何作用在該知識系統成立的先決條件之上。也就是說,任何一門知識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都有相應的邏輯,而此邏輯為了達成論述之目的,也就自然會衍生出一套秩序。

因此,傅柯的建議是,若要對某學科或知識進行考掘學式archaeological的觀察,就應該找出物的秩序中的矛盾與衝突。因為在秩序裡那些可見之物已受邏輯法則的安排而展開在我們眼前,並表現出這個知識的樣態,但同時,那些已然被此秩序所排除的不可見之物則彰顯了這個知識的真實面貌。

一個可幫助我們從事考掘任務的想法就是「異質空間」heterotopia。異質空間是指人們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很難或幾乎不會見到的場景,這些場景多半是挑戰了人類的既有價值與想法,比如今天下午在忠孝復興要進行的同志親親快閃。傅柯認為,這就像語言中的語法syntax被破壞一樣令人難以忍受。我們為何這麼說,而不那麼說。為何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去描述某事物,而不是用其他方式,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I was cured all right〞,這是A Clockwork Orange最後的經典台詞。為何人們總在期待「不正常」的人恢復「正常」?或者,他們總不願意見到他們認為不對勁的事發生在他們周遭…惡人都該全施以死刑,從世界上清除乾淨;同性戀者都能被矯正成健康的人,恢復性向而愛上異性;憂鬱的人在接受療程後總有一天能重見光明,擁抱世界…想想為何2008年北京奧運,北京政府要把特種行業掃蕩一空,而讓一群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女人失業,只為了讓北京看起來光鮮亮麗。人總是不想看到那些讓他們不舒服的人事物,但是偏偏我們就活生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歡迎光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