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7日 星期六

舊想法新修正

失鄉的原鄉之子:
論理察‧賴特《原鄉之子》中的疆界滑動

王遠洋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理察‧賴特(Richard Wright)在〈我如何創造了「大湯瑪士」〉(“How ‘Bigger’ Was Born”)這一篇文學批評著作裡,指出他於1940年完成的《原鄉之子》(Native Son)當中,大湯瑪士的敘事觀點是「真實的幻象」(537)。以此真實與幻象之間的不確定為起點,賴特的敘事模式與小說的文本結構不斷呈現出各種的疆界滑動(boundary-sliding)。比如說,在賴特自己的定義中,大湯瑪士是生長於美國這塊土地之上的原鄉人,但卻也是失序社會下的產物,成了被棄卻(dispossessed)和被除名(disinherited)之人(521)。大湯瑪士身為非裔美國人的身分認同在原鄉與失鄉之間游移,也在文本的結構中表現出來。因為害怕被白人誤會,而失手誤將瑪麗(Mary Dalton)悶死之後,大湯瑪士便成了一位亡命之徒。為避免行蹤曝光,大湯瑪士甚至殺害自己的女友貝喜(Bessie Mears)。最後,除了謀殺罪,他也被控強暴瑪麗──一宗他從未犯下的罪。如此的道德難題在小說中不斷重複,正如同賴特自己所言:「道德的標準…是依據我筆下所能感受的生活和真實而定」(535-6)。這樣的疆界滑動在文本結構中不斷以類比的(analogical)的模式自我複製,舉例來說,「牆」的意象在小說中出現了至少40次,影射大湯瑪士在自家小公寓、芝加哥黑人區(the Black Belt)、獄中的地窖…等各處移動但其實又被困住,而「牆」同時也是賴特對種族隔離政策(Jim Crow)的再現。本文主張以文學達爾文主義(literary Darwinism)來分析小說結構中的疆界滑動。在達爾文主義文學批評家眼中,寫作被視為人類溝通的基本行為模式之一(Carroll 103),而文本的深層結構則同時反映了人類的心理與生理狀態。筆者相信,賴特透過疆界滑動之概念,將人類與動物之間的界線推向莫測的極端。在小說中,大湯瑪士一再地被形容成黑猿(black ape)(314; 386; 476)、猿(ape)(322; 482),狗(dog)(477)或禽獸(beast)(322-3; 478-9; 482),暗示非裔美國人被視為未進化與不文明的動物。本文透過小說中真實與幻象、原鄉與失鄉、罪與無罪、人類與動物等各種的疆界滑動,說明賴特如何對美國社會中種族不平等的現狀加以批判。

關鍵詞:理察‧賴特,種族隔離政策,文學達爾文主義,深層結構,疆界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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