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問──沒有心學，何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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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問》（Ip Man）及其續集的背景，發生在中日戰爭前後。而中國早在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以後，便被迫結束鎖國狀態，開始向西方開放。中國從軍事，政治到文化思潮，漸漸地向西方看齊。中國知識分子如嚴復，梁啟超等人也大力推動西方改革之概念與理想。「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一語儼然成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系譜學縮影。

而此系譜實則可往前回溯至明末。中國明末社會動盪不安，耶穌會傳教士將天主教教義透過各種文學翻譯之形式引進中國，同時主張「心學」，輕理論，重實際，是為實學。心學又與「理學」不同，理學之論述謂「君子不器」，認為讀書人不應好求技術性學問。此心學與理學之交辯，到了清朝又因文字學研究而繼續發展。乾嘉之學講考證，重實際，延續明朝來華傳教士之心學，也影響爾後胡適的「新」乾嘉之學，鑽研文本之作者背景。

鐵道迷看完《葉問》後，發現電影中詠春拳也涉入了心學／理學之二元對立關係。第1集裡頭，我們發現葉問從剛開始的意氣風發，到後來戰爭爆發之後的窮困潦倒，可以用他自己的1句台詞來說明──「現在才發現過去練的拳派不上一點用場」。原本作為純粹修身養性的拳法，如今面對外侮，則必須有其實用性。而在續集中這個目的則一覽無遺──中國的拳法開始與作為西方這一概念的英美國家產生區隔。而這整個脈絡，都來自於被實體化之心的政治。

鐵道迷以前的老師曾著有一書，名為《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書中道──「『心』作為人之所以有感受而被激動的主體位置，以便檢查此激動的『心』如何被時代語言與論述所構築，如何構成『心之法則』而誘發了文化模式的形成…我們所討論的，其實是『心的政治』之問題」。從拳法的理，心學轉向，到此轉向成為政治的實體化，可以推斷出《葉問》及其續集中沒有心學，何來政治的論調。詠春拳彷彿是為了打倒日本人，英國人而存在，從無目的到有目的，拳法的理學本質已經進入了有利益的心學脈絡。

鐵道迷最後還是不改本性，硬要選出本片的最帥男主角──當然是飾演黃樑的黃曉明啦！！！黃曉明到底迷死了幾個gay，鐵道迷還得列出身邊一長串的gay友名單…不過，《葉問》顯然不是賣肉電影，即使像甄子丹這麼精實的身材，在片中也都是被長袍馬褂包得緊緊的。在續集中與全身肌肉誇張大的英國拳手對照之下，產生強烈的對比。不過，葉問靠著成為心學的拳法擊敗了他們，最後還把中國拳法中不分階級高低的概念，與西方的平等主義鍵結…這想必也是葉問自己都不知道的吧。前陣子鐵道迷在臉書上看到傳言，說周杰倫可能會擔綱李小龍一角，而遭部分影迷反彈。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十月圍城──國族神話的終極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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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博大精深，有如大江大海，而其脈絡發展澎湃洶湧，彎流曲折，任取一段皆可拍成大排場的電影力作──《十月圍城》（Bodyguards and Assassins）就是醬的1部作品。時間回推到1905年的香港，早在半世紀以前道光皇帝已簽下不平等條約，從此香港便升上大不列顛的旗幟。1901年，維多利亞女皇駕崩，此時的香港已是施叔青筆下物換星移的《遍山洋紫荊》，回望英國文壇，出現許多耀眼的明星──康拉德Joseph Conrad，勞倫斯D. H. Lawrence，艾略特T. S. Eliot與龐德Ezra Pound，現代主義文學modernist literature開始萌芽。

同時，中國也遭遇強烈的文化衝擊。而正是十月革命的光輝，將中國現代文學推進反帝，反封建，為革命服務的路線。1911年辛亥革命4年後，《新青年》創刊。這些倡導西學的知識分子要破除腐敗中國的蒼老面孔，畫上革命的妝，登上新時代的舞台嶄露頭角。春柳社成員首度於1907年演出改編自非裔美國作家史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同名小說Uncle Tom's Cabin的舞台劇《黑奴籲天錄》；《新青年》成員也譯介了易卜生Henrik Ibsen的A Doll's House，《娜拉》。

《十月圍城》同時呈現了在受西風東漸影響之下的2種中國人──一是徹頭徹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黨人陳少白，另一是依然服膺於滿清政權，並且要執行刺殺孫文任務的閻孝國。在一段2人的對戲中，陳少白以師長身分指責閻孝國，說他忘了自己所受之西式教育，不了解「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卻遭到閻孝國反駁。「國家受盡欺辱，可是洋鬼子最終給了你們什麼？」閻孝國反問，「學生就是因為受過西式教育，才睜大眼睛看清楚，洋人全都是狼子野心！」

鐵道迷認為，這是《十月圍城》全片的最高潮，帶出2種面臨國族神話遭受挑戰的「中國人」，如何建構並維持自己信仰的國族認同。電影中，我們一直看不清孫文的面孔，直到所有革命烈士一一犧牲，最後鏡頭才拉向孫文的面孔，而電影最後則停在孫文的「臉部特寫」。鐵道迷左思右想，覺得現今的學界倒可以拿「面孔」來為此片做個轟轟烈烈的文本分析。看看會議，期刊論文，法哲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隨處可見。鐵道迷過去求學不精，沒讀過列維納斯的大作，只聞其名幾次。鐵道迷覺得電影中一直不拍攝孫文正面，到最後的10分鐘才讓大家死命保護的主角露「臉」的原因相當耐人尋味。

其實，在電影中人人皆是國父，那一張張為革命犧牲性命死後被定格的「面孔」，齊聚而成為孫文的面孔，象徵著中國現代國族神話的終極面孔──這其中也包括只捐了錢的王學圻的面孔，因為正如陳少白所言，捐了錢就是革命黨人。在這些面孔當中，台灣演員王柏傑的俊俏模樣對鐵道迷來說最吸睛，實在很想親他一口…可惜，他因為假扮孫文替身而命喪黃泉。當1個台灣演員的面孔，在香港導演陳可辛的監製之下，收納進中國電影的國族神話面孔之際，我們又看見了亞洲電影的跨國界，跨文化力量，這就是《十月圍城》。

運動者宣言

對於運動，我永遠抱持著保留的態度。但身為1名被關在學術圈裡的保守份子，我是最沒有資格說這句話的人。

由於從大學時期就就讀外文相關科系，因此對許多西方批判思維與理論泰半有所了解，也是對社會上各類不公不義之事有所「覺醒」的開始。

5月1日，勞工節，我到師大看了由TIWA拍攝的紀錄片《T婆工廠》。片名很明顯的就是跟女同志和勞工有關。這部紀錄片最獨特之處，就在於凸顯了同志勞工的角色（或勞工同志，反之亦然），更重要的是，她們全是來自東南亞的移民。

我對這部電影印象很深刻，但是對映後座談印象更深刻──我又看到以前交大一起修課的同學顧玉玲。其實在《我們》出版前，我並不曉得顧玉玲的身分。我只記得她在劉紀蕙的課上總是率性地盤起雙腳，嚼著口香糖聽課，而她的口頭報告總是與移工有關。而那天，我看見了她身為TIWA一員的那一面。很堅定，很熱烈。

在運動的場域中，學術似乎有時會被視為「次等」的。我一直不曉得到底是為什麼，但《T婆工廠》的師大映後座談讓我有這種感覺──學術性討論在座談過程中被形容成很「冷」的部分，而大家只想聽到身歷運動其中的主角說話。此時，這些曾被捲入抗爭過程，勇敢站出來的人變成神話，全場的如雷掌聲，訴說著對運動的一個想像，彷彿只要有1個例子是成功的，整個運動就會往前推進。

也因此，象牙塔裡進行的學術研究常被認為高高在上，學術研究對於運動的改革訴求效率極低，甚至被批評為菁英式語言，對於這些運動中需要受幫助的人不友善，或是撻伐研究者根本不了解研究對象。事實上，這類的議題也早是老掉牙了。在我的記憶中，打從大學時代就不斷有人質疑學術研究的用處。「文學到底能不能改變世界？」這個問題在我進英美系之後聽過不下100遍了。

以前的我會回答──「會，可是它是比較慢的方式」。比起以抗爭強迫統治階級立新法修舊法，改善弱勢族群的現況，或至少是進入組織裡真正去幫1個人，坐在書桌前閱讀文學然後高談闊論實在是太不切實際了。但現在的我會回答──「得看我們選擇怎麼改變世界」。有人選擇走入社會，開始搞運動；有人決定留在學院裡攻讀學位，以自己的方式關心該關心的事件。

3月底時，我在台大外文系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會上以Richard Wright的Native Son，做為我回應2月發生在UCSD的the Compton cookout事件。在場馬上就有博士生向我提問，該如何以文學研究去處理社會事件。也有博士生建議我應該將文學作品與社會事件分開來處理，因為它們是兩回事。老實說，我也沒有標準答案。但是我相信學術研究是有可能被納入運動的一部分的。我的意思是，「運動」（movement）一詞本身的定義其實就需要仔細斟酌。

或許，我的疑問根本就無法得到解釋。在2年半前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時，我選擇以Ralph Ellison的Invisible Man來回應美國60年代正如火如荼進行的黑人美學運動（The Black Aesthetic）。現在的我覺得，Wright的作品更能幫助我思考如何讓學術研究也變成運動的一部分，但首先我覺得有必要釐清運動一詞。否則，當我們要去搞一個運動，或是自以為在搞運動之時，我們很可能只是被某種意識形態操弄，但其實並不清楚自己正在做什麼，或甚至想要做什麼，最後很可能落入隨波逐流的下場。

如果有人在搞運動之前或同時，也跟我一樣想釐清運動的本質，那就請加入我的行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