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was cured al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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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從《惡人》（Villain）到《告白》（Confession），影壇掀起一股「極惡之風」，其劇情也挑戰人性的底線，不禁令人想起Stanley Kubrick的經典之作A Clockwork Orange。

當代理論從傅柯Michel Foucault以降到拉岡Jacques Lacan都一再地探索界限之必要。所謂正常／不正常，善／惡，好／壞的定義都不是內在既有的。傅柯所關注的是這些定義在歷史與知識的相互作用之下是如何被建構出來並為部份的人所接受，而拉岡則是在語言符號系統裡去窺探主體如何使自己去適從這些定義。

我們都記得傅柯在《詞與物》中對知識的論述，而他一再提醒我們的，是一門知識的重點不在於其表面所呈現出來之整齊、連續，而完整的排序，而是此秩序如何作用在該知識系統成立的先決條件之上。也就是說，任何一門知識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都有相應的邏輯，而此邏輯為了達成論述之目的，也就自然會衍生出一套秩序。

因此，傅柯的建議是，若要對某學科或知識進行考掘學式archaeological的觀察，就應該找出物的秩序中的矛盾與衝突。因為在秩序裡那些可見之物已受邏輯法則的安排而展開在我們眼前，並表現出這個知識的樣態，但同時，那些已然被此秩序所排除的不可見之物則彰顯了這個知識的真實面貌。

一個可幫助我們從事考掘任務的想法就是「異質空間」heterotopia。異質空間是指人們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很難或幾乎不會見到的場景，這些場景多半是挑戰了人類的既有價值與想法，比如今天下午在忠孝復興要進行的同志親親快閃。傅柯認為，這就像語言中的語法syntax被破壞一樣令人難以忍受。我們為何這麼說，而不那麼說。為何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去描述某事物，而不是用其他方式，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I was cured all right〞，這是A Clockwork Orange最後的經典台詞。為何人們總在期待「不正常」的人恢復「正常」？或者，他們總不願意見到他們認為不對勁的事發生在他們周遭…惡人都該全施以死刑，從世界上清除乾淨；同性戀者都能被矯正成健康的人，恢復性向而愛上異性；憂鬱的人在接受療程後總有一天能重見光明，擁抱世界…想想為何2008年北京奧運，北京政府要把特種行業掃蕩一空，而讓一群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女人失業，只為了讓北京看起來光鮮亮麗。人總是不想看到那些讓他們不舒服的人事物，但是偏偏我們就活生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歡迎光臨！

後生可畏

我始終覺得，當人的生命進程發展到某一個置高點時，反而容易忽略、無視於許多事情。換句話說，爬上人生的最高峰時，就看不見當初的起點。我現在讀到了博士班，也是在生命進程的某一處了。除了繼續努力瞻前之外，我很幸運地也能顧後──其實今天我想談的是所謂的八年級生。

身為七年級生的我，無論是念書或是工作，所接觸的都是與我同齡或比我年長的人。在學術圈裡，我超欣賞小彬彬或是黃涵榆這樣的老師，也暗自以他們為學習的榜樣。直到2009年的10月，經錦忠老師的推薦，我進入「國科會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的長期計畫團隊裡擔任輔導員，才接觸到一群小我10歲的高中生。

這群高中生來自全台各地不同的高中，有的具有所謂人社班或語資班的背景，有的則是天真懵懂，初探知識的海洋。對我來說這是個全新的社交經驗──聽見小自己10歲的人說出傅柯這名字，或是告訴別人他是左派，是非常具衝擊性的。

2010年的7月，我在西子灣帶領14位高中生，與總共200位學員共度了2週的生活。營隊結束後，我短暫回台中，緊接著8月我又北上，回台北參加「台灣資本論研究會」辦的講座。我一直都很想研讀馬克思Marx的著作，只可惜苦無時間，而外文系裡又不常見馬克思的相關課程。寫碩士論文時勉強透過援引裴克Houston A. Baker, Jr.的藍調理論，將馬克思置入論文中當成一項reference。基本上，「台灣資本論研究會」是台灣難得的左派組織，其中的成員很大一部分與「台灣反高學費聯盟」是重疊的，多半是國內本土的博、碩士生。他們早期關注台灣高等教育的學費問題，並透過細讀馬克思的理論，試圖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並拍成紀錄片《粉墨登場》。

猶記得講座裡有個年輕的面孔，一問之下居然也是高中生，不僅對馬克思有濃厚興趣，也具備相當程度的知識。後來，部分講座成員發起成立「台灣社會主義者同盟（TSL）」，以古典馬克思的角度鑽研台灣當代社會問題與時事，並支持相關運動。後來，有中部的社會主義者出來響應，組成中部分支。2011過完新年某天，中部分支的負責人透過臉書邀請我回到台中參與聚會，我答應了。當天看見人，發現是個稚氣的高中生，但是卻對C─M─C公式及其變體瞭若指掌。

自己回頭想想，上學期請秀枝阿姨開賴特及其小說研究Interpreting Richard Wright's Novels時，自己安排了4週的馬克思，讀了The Communist Manifesto跟Capital Vol. I的Part 1。就這樣。當然，我有藉口說自己的專業是protest literature。但是看看那位高中生讀過的馬克思，再看看自己，竟還對外宣稱自己要研究美國黑人共運史…

最令我訝異的是一再遇見對馬克思感興趣的高中生，並且對未來可能的革命充滿信心。除了後生可畏之外，真的已無其他說詞可形容了，而最近引人注目的茉莉花，相形之下也映證了新生代運動的潛力。去年動作慢了一步，今年的高中生營隊電影欣賞，我要推薦《粉墨登場》。

人生中的矛盾與熱情

如果要我這個外地人說說對台北的感覺，那絕不會是「聽說，巴黎是個戀愛的城市。我在想，那台北呢」（不是我不支持國片，但我覺得蔡明亮鏡頭下的台北還比較有意思一點），就算要一言以蔽之，也不可能是「美麗的力量」（買了外文系優惠門票，但是只排得到一個館…）。

昨天我花了一整天待在台北市最黃金的地段信義區。下午跟博士班的學姐一起去威秀影城看了The King's Speech，晚上到彩蝶宴參加大學同學的婚禮，而深夜裡的活動尚未結束…我跟幾個gay兒朋友衝去從來沒去過的Jump。一直沒去Jump的原因有很多──聽說是重口味的地方，在那裡出沒的每個男生都能上電視。但是昨夜只要持健身中心會員卡就能免費入場，那當然要衝去啊！

結果…我們一行gay進去之後整個超失望…怎麼會超級bo啊！！！連舞池都沒滿啊！！！這樣怎麼可能是我最愛的DJ丹尼爾要來放音樂的場子啊！！！在失望之餘，我眼角餘光突然瞄到熟悉的身影，竟是我在女性影展一起工作過的朋友！我們上次在G-Star碰面後已將近半年不見了，今天竟然又在Jump遇到。他說他剛去完柏林影展，順道往英國去晃了一趟，昨天才剛回到台北。

真的很高興聽見身邊的朋友一切都好，並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不過自從我到台北，開始在台大讀博士班之後，對夢想的定義也開始改變了。越接近夢想，其實是越了解現實，這其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矛盾。人生中存在許多矛盾，有的並不是有生之年能解決的，有的則是不需要解決，重要的是怎麼看待那個矛盾。

在Jump待了1個多小時後，我們一行gay決定改去Funky…基本上其實算算沒差，Jump有健身中心會員卡已經免費入場了，去Funky的計程車費分擔後雖然不過幾十元，但是因為超過11點就得多花150元入場，那不如去玩得開心一點吧！

大家顯然在Funky開心多了…通常我自己是不喝酒的，但是如果有一群朋友要喝我就會陪喝。其實大家不覺得酒很難喝嗎…我盯著Funky的酒單看了又看，大概知道就是左邊的東西可以任搭右邊的東西做成調酒。看完之後我決定了──

「我要一杯萊姆加果汁～～」我開心的對著man貨酒保點酒。誰知道man貨酒保一臉不解，帶著遲疑的語氣對我說──
「你是說萊姆還是蘭姆？」
「呃…」我的腦中頓時一片空白，因為我對酒的知識就像對天文星象或是微積分一樣是毫無概念。但基本上以酒保的身分，他這問題應該是個rhetorical question。正解應是蘭姆加果汁，否則他不會反問我。
但是當下我不想承認這個錯誤，或說我根本不覺得自己有錯，因此我就重複了一遍──
「萊姆加果汁」。
「萊姆是〝lime〞」說時遲，那時快，man貨酒保搖身一變成為夜店版的常春藤之聲，「蘭姆是〝rum〞。你要的是…」
「萊姆加果汁」我還是非常堅持，「可以嗎？」
「可以啊」man貨酒保於是抽出杯子，乾淨俐落地調起我要的「東西」。

無論是夢想，還是現實，都是需要熱情的。工作是需要熱情的。就像這位man貨酒保一樣，他數十年如一日地（至少在我開始到Funky之後他就是酒保）在這裡工作，他一定需要熱情，而這份熱情總會不經意地流露出來，可能是他調酒時的眼神，或是他堅持要告訴客人什麼是「酒」。

對我來說，台北是座光怪陸離的城市。我曾在台北街頭看到印度人在發台灣公司的廣告傳單，而昨夜從Jump到Funky途中計程車停紅綠燈時，居然有熱褲濃妝正妹敲我們車的窗戶在發廣告傳單，但是當時是凌晨1點半…也許該公司也派點型男或潮男來發，我可能會拉下車窗吧。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有沒有熱情，我並不知道。但我想當他們身處在這種一般人看來很詭異的狀態下，可能也會有種矛盾的情緒吧。我相信人生中的矛盾與熱情並不衝突，也許在熱情之後總少不了矛盾，而矛盾中的熱情才是最熾熱的，不至於曇花一現，以一笑而置之，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