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was cured al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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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從《惡人》（Villain）到《告白》（Confession），影壇掀起一股「極惡之風」，其劇情也挑戰人性的底線，不禁令人想起Stanley Kubrick的經典之作A Clockwork Orange。

當代理論從傅柯Michel Foucault以降到拉岡Jacques Lacan都一再地探索界限之必要。所謂正常／不正常，善／惡，好／壞的定義都不是內在既有的。傅柯所關注的是這些定義在歷史與知識的相互作用之下是如何被建構出來並為部份的人所接受，而拉岡則是在語言符號系統裡去窺探主體如何使自己去適從這些定義。

我們都記得傅柯在《詞與物》中對知識的論述，而他一再提醒我們的，是一門知識的重點不在於其表面所呈現出來之整齊、連續，而完整的排序，而是此秩序如何作用在該知識系統成立的先決條件之上。也就是說，任何一門知識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都有相應的邏輯，而此邏輯為了達成論述之目的，也就自然會衍生出一套秩序。

因此，傅柯的建議是，若要對某學科或知識進行考掘學式archaeological的觀察，就應該找出物的秩序中的矛盾與衝突。因為在秩序裡那些可見之物已受邏輯法則的安排而展開在我們眼前，並表現出這個知識的樣態，但同時，那些已然被此秩序所排除的不可見之物則彰顯了這個知識的真實面貌。

一個可幫助我們從事考掘任務的想法就是「異質空間」heterotopia。異質空間是指人們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很難或幾乎不會見到的場景，這些場景多半是挑戰了人類的既有價值與想法，比如今天下午在忠孝復興要進行的同志親親快閃。傅柯認為，這就像語言中的語法syntax被破壞一樣令人難以忍受。我們為何這麼說，而不那麼說。為何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去描述某事物，而不是用其他方式，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I was cured all right〞，這是A Clockwork Orange最後的經典台詞。為何人們總在期待「不正常」的人恢復「正常」？或者，他們總不願意見到他們認為不對勁的事發生在他們周遭…惡人都該全施以死刑，從世界上清除乾淨；同性戀者都能被矯正成健康的人，恢復性向而愛上異性；憂鬱的人在接受療程後總有一天能重見光明，擁抱世界…想想為何2008年北京奧運，北京政府要把特種行業掃蕩一空，而讓一群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女人失業，只為了讓北京看起來光鮮亮麗。人總是不想看到那些讓他們不舒服的人事物，但是偏偏我們就活生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歡迎光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