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職

今晚跟同學一起聊了論文的事，對她整理了我認知中的文學議題，從早期比較文學中的「中外文學派」與「淡江評論派」，到文學史上美學與政治的對立，最後又談了我自己一直以來關注的「兩種文化」的議題。

我總覺得自己一直以來都有一套獨特的思考模式，透過一些理論爬梳的協助，我可以清晰地整理出自己所關注的議題脈絡。所以文學研究對我而言從來都不只是「文本」研究，而是「議題」研究。這些議題透過某些文本而得以呈現，也因此我總是以議題來決定文本，而我從來不覺得這有什麼不當之處。

但身邊也不乏那些以文本為出發點從事文學研究的老師和學生，這當然也沒什麼不好，只是我知道自己和他們不同罷了。從議題出發來討論文本，與從文本中討論議題，乍看之下好像也沒什麼不一樣。

碩一在建國的「文學研究概論」課讀了堯斯（Hans Robert Jauss）的美學反應理論，也從此開始關注文學史上美學與政治的對立議題。堯斯以自己的專長法國文學史為他的object of study，而我則從非裔美國文學史來切入──非美文學史上美學與政治對立不外乎就是自20年代的哈林文藝復興開始至60年代的黑人美學，其中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掌控了非美文學的政治考量，將文學化約為發聲工具，而現代主義則欲以語言與美學形式起義，要來一場以美學為考量的文字革命。但兩者的獨立運作與對立使非美文學史陷入僵局──政治考量中文學的工具化使抗議小說這種文類受到嚴重侷限，而美學考量也是過分樂觀的文字信仰。唯有政治考量與美學考量兩者一同共謀合計，才能創造堯斯所謂文學史上的迷境（aporia）。艾利森的《隱形人》成了我討論此一議題之範本。而對「兩種文化」議題的關注則呈現在普拉斯的《鐘形罩》之中。

而我發現自己還有好多好多議題想研究──博士班研究計畫想寫的，非美文學中的人類／動物的界線消融，這與後人類論述與文學達爾文主義也都有相關。為何非美文學中黑人總被比擬成動物（非人類）？賴特《原鄉之子》中的大湯瑪士（Bigger Thomas）被警察和記者稱為猿（ape），只是一種單純的貶抑嗎？抑或是自以為進化成功且擁有文明的白人最深層的恐懼？而同時非美作家也將自我動物化，如賀絲頓的小說中總將黑人女性比喻為驢子（mule）。知道自己在他者眼中為非人類又具有何意義？

我想這也是我一直以來追求博士班的原因之一──我想知道。我有知的慾望，且想將所知給予解釋。德國康士坦思學派美學反應理論雙子星的另外一位理論家伊哲（Wolfgang Iser）所言不假──「人是詮釋的動物」。

有一天我可能真的會在教室裡把自身累積且整理過後的知識經驗再傳授給尚在求知道路上摸索的莘莘學子們。有一天我會在學術圈成為一名佔有自己領域的一席之地的學者，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走自己想走的路，也許有一天我真的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