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意識──蓋慈論比較文學方法

今天我開始粗略地閱讀蓋慈（Henry Louis Gates）的《表意猴》（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蓋慈是英國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博士，曾當過索因卡（Wole Soyinka）的助理。1970年到1971年，蓋慈尚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就讀大學部時，他獲獎學金交換至非洲研習非洲文化，並參訪了15個國家。曾任職於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現為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英文系暨非裔美國研究學系專任教授。

雖然蓋慈也是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學者，但我從未讀過他的著作。事實上當我最初開始準備論文proposal的時候，我甚至連裴克（Houston A. Baker）都沒有列入考量，因為我腦袋裡一直有一套我自己想研究的論述系統。直到我與李有成的第一次meeting，我才被指定閱讀裴克的專書，而我也將他所整理的基本的非美文學史概論《迢迢歸途》（The Journey Back: Issues in Black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與論述60年代黑人美學的重要著作《藍調、意識形態與非裔美國文學》（Blues, Ideology, and Afro-American Literature: A Vernacular Theory）仔細地讀過了。後來，裴克專書中的相關研究也確實給了我不少幫助。

由於李有成當時叫我先專注在裴克的理論，先不用閱讀蓋慈，因此我對蓋慈一直不甚了解。直到上一次回交大和建國meeting，討論了碩士論文第一章需要修改的部分，我才終於確定我必須閱讀蓋慈。

我在第一章中以西方現代主義（modernism）的文學思潮為主軸，貫串英美學界對艾利森（Ralph Ellison）的《隱形人》（Invisible Man）的接受（reception）。基本上，我要提出的問題只有一個──為何當批評家將《隱形人》評點為美學的極致表現文本（a pure literary work）之時，會被艾利森全盤否定？

答案一點都不難──因為艾利森已是接受西方現代主義，爾後又將其轉化為獨具非美表現文化特色之表意現代主義作家（signifying modernist）。簡單來說，《隱形人》的現代主義風格絕不是吳爾芙（Virginia Woolf）與喬伊斯（James Joyce）的那種現代主義了，而是一種由文本性中表意出黑質（Blackness）的現代主義。也因此，非美現代主義作家同時擁抱西方文學形式卻又保有非美文化根源的這種創作的「雙面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是學界多年來從事非美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

然而，這些論點前人皆已有過紮實的論述。因此，在我的論文裡頭，我提出新的主張，可將艾利森在非美文學中的地位推至蘊含美學反應理論（reception theory）思維的現代主義作家。建國除了要求我以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論點，定義美學反應理論中的現代主義思維之外，尚須更詳細地解釋非美論述中的表意現代主義作家。

當然，這就得從蓋慈的《表意猴》一書中來談起了。另外一種說法是，等我修改完第一章大概也是年底的事情了吧！現在都已經11月了耶（菸）。我想，我還是得花點時間了解表意的核心論述。依蓋慈自己的說法，表意是一種非美作家的發聲（to speak）方式，透過他們的口述文學傳統（vernacular literary tradition）在文本中注入黑質。

無論是裴克或是蓋慈，他們顯然都受到80年代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洗禮，兩人皆試圖以綿密的理論脈絡梳理非裔美國文學中的表現文化（Afro-American expression）──歌唱，舞蹈，祝禱呼應，即興表演，甚至是嘻哈與饒舌。吉爾羅伊（Paul Gilroy）的《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也是如此。

這樣的後結構主義思維無庸置疑地也展現在這些80年代的非美文學理論家對於西方正典文學的態度──他們不再頑強地抗拒以白人為中心的西方文學，大方承認自己的「雙面意識」，學習西方文學的格律與傳統，但是也勇敢表意黑質。也因此，蓋慈主張從事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及比較文學批評（comparative literary criticism）研究，因為非美作家確實有西方文學的背景，但同時也不能否定自己身為非裔的文化根源。

我想，在台灣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與學生也應該借鏡於蓋慈的論點，思考比較文學方法對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能開展之可能性。台灣自50年代初期開始至1956年期間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國內學界也開始大量引入美國文學與文化。加上《現代文學》於1960成立，以台大外文系為首的王文興，白先勇，歐陽子等人開始推動並譯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如此的文學風氣與鄉土意識的相互抗衡，不也是非美現代主義作家在面對西方文學思潮入侵自己文化根源時的「雙面意識」的境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