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指導教授

我從沒想過李有成會成為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

自我決定碩士班時期要從事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之後，我就打定主意絕不找兩種背景的老師──後殖民論述與非美文學與文化。一來是因為我激進地覺得這兩種背景的老師會自我設限，然後對我的論文預設某些立場，偏偏我就是不想用後殖民論述來分析非美文學。二來是我要看人，因為我覺得人是最重要的。我要的指導老師是在學術上能與我相互砥礪的朋友，對我來說這個人選就是林建國。

我入學的那一學期恰好輪到林建國擔任碩一必修課「文學研究概論」的授課老師，而也是在這學期我感受了一個全新的文學研究領域──從建立object of study開始。

因此1年後，我決定請林建國老師擔任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他符合我的所有需求，既非後殖民學者也不是專攻非美文學與文化，然後我在學術上也和他很有話聊。我藉著要投稿比較文學論文獎要向他請益的理由，在討論的最後談了指導的事情。他很快就答應了我，願意擔任我的指導教授，不過他希望我依然能有一個背景是非美文學與文化的老師──李有成。

所以我的論文生涯就此改變。我在碩二上結束時帶著我的abstract到中研院見他，而建國也親自引介。一直以來只在演講和研討會上見過的老師，突然之間成了和我討論論文的指導教授。

週六起了大早，動身前往台北。中午和同學一起吃了飯，聊了許多我們共同都感興趣的學術話題，然後到誠品信義店，聽了幾句由台大戲劇系彭鏡禧，台大外文系雷碧琦，以及北藝大戲劇系馬汀尼共同主講的「愛情‧扮裝‧喜鬧劇：一窺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逛了好一陣子的書店，我又匆匆趕往師大，和一位朋友共進晚餐。

7點，我走進北市圖的總館，李有成2008年的新書《在甘地銅像前──我的倫敦札記》的新書座談會於此地的10樓舉行。

一進場遠遠就望見何文敬夫婦，心想──「天啊！我竟然在這個場合遇見老闆，但是又不好意思不去認人」。只好打招呼了。何文敬驚訝地拍了我的手，然後向紀元文跟其他中研院研究員介紹我的身分，說我是他在逢甲大學的助理。其實我還蠻開心能以這種方式認識紀元文的，紀元文是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University at Buffalo）英文系博士，他算是一位蠻俊帥的研究員。通常在非上班場合遇見自己的助理，我想老師一定會想要找點話來聊，但是又不知道要聊什麼，因此只好說了工作的事情──如我所料，他果真說了工作的事情，但那也是我最不想聽到的。

李有成說，除了自己到台灣來求學所熟悉的台北之外，倫敦和紐約也是他相當喜歡的國際城市。他於1995年首度踏進了倫敦這一座城市，接著在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研修。他在座談會中說，如果一個人對倫敦感到厭倦，那麼就是他對人生感到厭倦的時候了。他以知識分子的身分自居，來觀探倫敦這一座城市，也因此他自己說道，《在甘地銅像前》這一部作品不只是札記，也是他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批判。李有成強調，知識份子要能夠明辨是非。

我想起第一次到歐美所行政大樓見他時的情境，我們一起談了我的碩士論文的abstract。他說，文學是有血有肉的。我想這也是他會選擇從事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理由之一──從事文學研究必須深能見骨，揭發社會的不公不義才是。

這場座談會來了許多李有成的學生，包括研究奈波爾（V. S. Naipaul）的傅雋，他是台大外文所博士，目前在宜蘭大學外文系任教。另外一位是正就讀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博士班的陳重仁，他一邊念書一邊在台北醫學大學的通識中心任教。還有嘉義大學外語系的劉于雁，李有成是她當時在師大博士論文考試時的口試委員之一。

9點座談會結束後，我過去和陳重仁打了招呼，也向他表示他所翻譯的《反目──百年著名文學論戰，從馬克吐溫到沃爾夫》（Literary Feuds: A Century of Celebrated Quarrels from Mark Twain to Tom Wolfe）這本書對我從事普拉斯與兩種文化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我們聊了一陣子，他知道了我也是李有成的學生，我們也說了要一起加油，並保持聯絡。我向李有成跟單德興說了再見，便結束了今晚的學術行程。

「晚了」李有成對說我，「你快回去吧」。

但對我而言，台北的夜，才開始在蠢蠢欲動。我趕往西門，要和朋友會合，到絕色影城看《我的酷兒婚禮》（Rei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