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8日 星期二

令人驚恐的《中外文學》通知

今天在逢甲外語系上班上到一半,我的私人e-mail信箱突然收到一封名為「中外文學通知」的郵件,點來一看──

王老師,您好:
感謝您慷慨賜稿。
大作〈鐘形罩下的兩種文化:希微雅‧普拉斯《鐘形罩》的哲學詮釋學讀法〉外審意見兩份如附件,請您查收。
編輯部召開編輯委員會會議,依據論文外審意見進行討論,決議大作「不採用」。
謹此通知,並祈繼續賜稿為感。謝謝。敬祝
研安
中外文學編輯部敬上
106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台大外文系
Tel & Fax: +886-2-2363-9652
E-mail: htjian@ntu.edu.tw

因為匿名審查,導致台大《中外文學》編輯部那邊根本就不知道我是碩士生,還稱呼我為王老師。這樣荒謬的事情也出現在去年北卡大學阿什維爾校區(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Asheville)跟台灣第32屆比較文學會議上。而現在就連比較文學學會的助理碧儀都不認識我了,也一直稱我為王老師。隨信同時附上兩份審查意見。第一份真的是超級狠,我猜大概會是像台大外文系張小虹或是敝校馮品佳老師那樣的教授──

總評:

作者無法有效統合「兩種文化」與「死亡」兩大論點,加上提供過多與論文意旨不甚相關的背景資料與情節梗概,以致行文略顯凌亂。同時,作者對於Heidegger與Gadamer相關的哲學概念僅僅提供點到為止的簡略解釋,與文本之間不見必然的相關性,也看不出任何深化詮釋或開展議題的理論功效。

作者對於「兩種文化」思考,因為缺乏理論的反思,以致論述依舊困在舊有的窠臼裡打轉。至於對死亡的探討,雖然作者宣稱採取的是Heidegger的思想路徑,但對於Heidegger的一些基本觀念顯然不甚理解,因此只見術語的隨意穿插。例如23頁,作者說「艾瑟的自殺,與巴第之肺結核病纏身,都是定在探問死亡的導引,但整個過程本身只能達成理解死亡的目的,而永無經歷死亡之可能」,「探問」在海德格的哲學思考中,是一個與Dasein的存在情調息息相關的形上學思考路徑,作者顯然無意細究背後的底蘊,而「探問」與「理解」之間的關連性,作者也毫無觸及。因此作者顯然未能透過Heidegger的哲學路徑,對「死亡」的議題有一個更具深度與創新的思考。

除了議題的提出欠缺深度與精確性之外,作者對於文本的詮釋不是僅僅停留在字面理解的層次,就是會出現一些far-fetched的解讀,譬如說24頁:「在決定自殺時艾瑟說「我知道該如何進行了」(I knew just how to go about it)(Bell 207),並一次又一次的以自殺為手藝做為詮釋死亡的方法,就如同巴第說服大多數死者的家屬提供大體讓院方進行解剖以利科學研究一樣。解剖做為一種手藝,在醫學領域裡同樣也是一種詮釋死亡的方法。」艾瑟知道的頂多是方法,這跟「詮釋」有何關係?又為何解剖大體也是對死亡的詮釋?另外,在26頁「所謂的「未曾遊過之地」,便是死亡的象徵,它是艾瑟放上了沾了雨水的杜鵑花的父親之墓,也是瓊安上吊自殺的封凍了的樹林。李家沂強調,定在「首先必然要能夠期待死亡,如此才能因死亡此一終極之可能性,感受自身無限之可能」(113)。而艾瑟選擇自殺,是「體現自我意志的絕決之姿,且從另一角度觀之,其不選擇趨近﹝死亡﹞,而是真的擁抱那可能的不可能,投身那終極的可能性,可以說是化身(或化骨)為絕對且純粹的自由」(李家沂 113)」這裡必須進一步解釋的是,小說中究竟有何文本證據可證明艾瑟的自殺可得其「絕對且純粹的自由」?因為作者未能提供更為合理精準的文本分析,因此對The Bell Jar相關文獻的貢獻可說是極其有限。

The Bell Jar的參考文獻汗牛充棟,作者並沒有善加運用,至於Heidegger的部份也有同樣的問題,同時也過份倚賴同一學者的論點,以致在理解上無法更加深入。

這位審查委員不僅點出了我因為只修讀過一學期「詮釋學」而導致背景知識不足之外,甚至也呼籲我應該深究形上學這一門學科。但我想這都得等到就讀博士班或甚至更之後的研究生活了吧。而第二份溫和很多,顯然他不希望讓作者受到太大的傷害──

總評:

本文就性質上而言屬於介紹性文章,非研究型論文,大部分的內容為作家生平與社會文化背景介紹、本文作者的心得感想與描述性評論。作品討論部分則以小說情節描述為主幹,間帶入閱讀感想與相關評論。所徵文獻則以傳記或文壇評論為主,並未納入相關學術研究。就本文的中心議題,即兩種文化與存在主義詮釋學而言,作者對前者的討論集中在介紹文壇論爭始末與該論爭的社會背景,並未深入探究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對後者的討論則僅止於提帶幾個概念或引用一些文句,並未對所提概念與所引陳述進行詳細解說與闡述,也未進入Heidegger與Gadamer哲學的細部討論,諸如「死亡」與Dasein之間的關係,「理解」與人文意義的成立之間的關係,詮釋學(解釋傳統人文意義的活動)與現代化(直接促成科學文化的興盛)之間的關係等。綜觀而論,本文偏向介紹性文章,對相關概念的討論則顯得不夠完整與深入,與所投稿刊物的學術性質並不相符。

這次論文沒有被採用,失望總是難免的。余君偉在「研究方法」有說過,出版論文的門檻比發表論文嚴格很多。而投《中外文學》這次是繼上次投交大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期刊Interstic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之後的第2次失敗。不過,我對於普拉斯與兩種文化的研究是不會中止的,相信我會隨著自己之後在學術上的長進而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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