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帝國，去白意識，去現代主義

前幾天看見前b在msn上掛著，於是便和他聊起了最近的一些想法。當我自己在處理非裔美國文學史的建構時，總覺得和台灣文學史有一些可比互通之處。雖然我前b身為一個台灣文學博士生，他告訴我非裔美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比較研究恐怕會有障礙，但是沒有嘗試之前我不會輕言放棄的。

這學期修劉紀蕙的課程更讓我覺得將來想投身於比較文學研究。除了劉紀蕙在「拉岡專題：主體與語言」的課程中選定了駱以軍《遣悲懷》，朱天文《巫言》與舞鶴的《悲傷》為討論文本之外，她鼓勵同學們提出自己的研究。第1次的口頭報告，除了選定的作家，同學們還討論了王文興，魯迅，法國劇作家戈德爾思（Bernard-Marie Koltes），電影研究，以及我的非美小說家賀絲頓（Zora Neale Hurston）。

在交通大學外文所的2年來很難觸及非西方的文學與思潮──交大既無中文系所，也沒有台文系所。過去在東華大學還能輕而易舉地修幾門中文系的課，在交大這一方面的資源是極度匱乏。即使清華大學就近在隔壁，也設有中文所與台文所，但因為學分與論文考量，也沒辦法說修就修。而神奇的是，這些不同文學領域的研究生竟然會集中到敝校的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試圖透過理論脈絡來整理各自所專精的研究領域，而社文所所坐擁的深厚理論土壤，正是比較文學能夠生根發芽之處。而聽取來自不同領域的同學報告，我才又重新面對英美文學之外的文學研究。

話說陳光興在這學期轉任至交大社文所了。陳光興是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新聞及大眾傳播博士，早年任教於清華大學外語系。當我跟我的前b說完一些我的想法時，他建議我讀2個人的專書──邱貴芬與陳光興。

但其實我第1次認識陳光興就和他起了間接的爭執。時間要回推至2007的3月，當時我碩一。我到中興大學參加「跨（國）文化流動研究學術」研討會。當時，交大人社系的蔣淑貞老師發表了一篇論文，名為〝Taiwanese Images of America: A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aiwan〞，內容論及台灣的美國文學的教學問題。蔣淑貞是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比較文學博士，早年任教於交大外文系。博士論文處理台灣女性主義運動史研究的她，對台灣的歷史與文化脈絡應可說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我對蔣淑貞的論點有一點存疑，主要是我大概能了解她所謂的美國文學教學法（pedagogy）是希望能建立在學生與文本之間的社會關係之上。蔣淑貞指出，70年代的台灣由於美援（U.S. support），因此提出3項政策來推動美國文化──共同安全法案（the Mutual Security Act），史墨法案（the Smith-Mundt Act），以及傅爾布萊特法案（the Fulbright Act）。美國文學的教學當然也是其中一環。而蔣淑貞對於台灣英／外文系學生最嚴厲的批判就是〝[f]or English majors in Taiwan, they already adopt white consciousness, but as individuals and not as a group〞（6）。也就是說，這些英／外文系的學子們儼然成為「黃皮膚，白面具」的最佳寫照。

所以蔣淑貞希望推動去白意識（abolishing whiteness）的批判性教學法（critical pedagogy），以亞洲／台灣的觀點來重塑美國文學教學。我相信蔣淑貞是應用了美學反應理論家堯斯（Hans Robert Jauss）的說法，認為文本應該與讀者建立起屬己的社會關係，所以亞洲人／台灣人閱讀／指導美國文學也應該從亞洲／台灣觀點出發。

但我的問題是──那麼美學反應理論的另一位雙子星伊哲（Wolfgang Iser）的說法呢？文學的詮釋就在於填補文本的空白之處，因為文學的語言當中永遠存在著空隙。讀者必須運用自己的想像力來填補這些空白，以達理解之目的。重點就是想像力是超越語言，文化與地理空間的。如此一來，所謂的亞洲／台灣觀點似乎也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沒想到陳光興此時立刻加入發言，說英／外文系學生從來就不正視問題，只會踢皮球。當時還是個碩一學生的我，雖知道他正從事亞際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但我並不知道他那麼義憤填膺的理由為何，更何況我只是表達我的看法。自從那次被他稱為「只會踢皮球」的學生之後，我就開始對他每年在清大外語所開設的那些課程越來越存疑──「亞洲思想資源：陳映真」，「白樂晴的第三世界文學論」。這學期他在敝校社文所也開設了「亞洲思想資源：魯迅」。

到底為什麼他要開這些課程呢？ 當我終於買下《去帝國：亞洲做為方法》，然後仔細閱讀過〈序言〉部分之後，我想我終於能夠體會他去年在中興大學當下的義憤填膺了。同時，他之所以會開設這些與外文學門格格不入的課程的箇中原因也終於水落石出。

而1年後的我，現在的我，也開始意識到我所可以做的研究，是能同他展開對話的。我相信20年代非裔美國文學因為英美現代主義的入侵，雖開啟哈林文藝復興（the Harlem Renaissance）的盛況，但對非裔美國作家的幫助並非全然是受到正面肯定的。否則，60年代高舉黑人國族主義旗下的黑人美學也不會將其取而代之（先不論黑人美學最後又為何失敗），進而產生抗議小說（protest novel）這樣的文類──他們要黑人書寫最「黑」的文學，要描繪紐約的哈林區，與南芝加哥的勞動階級。現代主義文學的美學考量被狠狠地甩開，我暫稱之為去現代主義。那麼，反觀60年代的台灣文學呢？

在美援與西化的共謀合計之下，現代／鄉土的辯證，帶領台灣作家走入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這一部分的討論，中興大學台文所的邱貴芬有深入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