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社會,你很難去說服某一部分的人,關於要靠文學或其他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哲學…等領域來換口飯吃這回事,因為兩種文化確實已經深深的將社會現實差距越拉越遠。尤其想以從事文學創作來在社會上立足,更是困難重重。這些勇敢的人們包括作家,畫家,劇場工作者,書評家等等。
60年代晚期,批評家們對普拉斯的《鐘形罩》帶著毒舌評論。一直到70年代晚期,這部小說才因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興起而重新被批評家討論。這些人包括吉爾伯特(Sandra M. Gilbert)與蕭華德(Elaine Showalter)等人。但是,普拉斯早在1963年就自殺身亡了,以致於她當時在1962年寄給母親的信裡寫道「別管《鐘型罩》那部小說了,也別跟任何人提到它。那部小說是為了賺取稿費而粗製濫造的,只是練練筆感」。
錢,錢,錢。it's all about money。
我認為《鐘形罩》這部小說除了講述50年代的美國女性所受的苦難煎熬,也表現了身為一位生活在戰間期美國社會中的女性作家,在當時科技發展與科學研究起飛之際所負載的無形壓力。立志成為一位作家,無論是當時或是現在,都是一件勇敢但又困難的使命。
普拉斯的家裡是缺錢的,尤其是1940年她父親突然過世之後,普拉斯一家人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首先是葬禮。如同白蘭琪在《慾望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一劇裡頭所說的──葬禮是很花錢的。普拉斯的母親花了美金375元讓丈夫好好長眠,然後繼續在高中教書,每週賺取美金25元,然後兼一些德文與西班牙文家教。然而,單親媽媽如此的為子女奮鬥,結果就是身體健康越來越差──就和我的母親一樣。
普拉斯與修斯婚後,普拉斯的職業生涯就開始了。雖然她原本也考慮要攻讀博士,但碩士班畢業後,她即以劍橋大學英文系碩士的資歷,回到母校史密斯學院教授大一英文。而我則設想著自己的職業生涯,不知還要多久之後,才會開始。我媽對我唯一的期望,同時也是我個人的理想,就是拿到博士學位,然後到學院裡任教──為了這一個夢想,我們兩個人已經一起努力了好久好久。
昨天去了一趟prince。prince是台中的gay bar,位於成功路上。prince的消費比較高,平日低消就要300元,比起台北的funky貴了100元。除了台中人比較少,因此收費必須拉高之外,我猜是因為prince裡頭採男公關陪酒制的緣故──當晚我身邊前前後後就待了四位不同的男公關,每一位都各有其特色,年紀大概都跟我差不多。他們分別來自台灣不同的城市,但是都偶然落腳在台中這一座城市裡頭。
在這個不夜的城市裡,我聽著他們的故事,也說了我的故事,彷彿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故事。他們在人生旅途中的際遇,並不是我這個一路從公立高中升國立大學,又考入國立研究所的柔弱書生所能體會的。他們有的還在念書,一邊在prince兼差。有的則是除了prince之外,也還在其他地方工作。也難怪我再怎麼打扮,穿得多流行,也被公關們一眼識破,認出我還是個未涉世事的小毛頭。
碩三找工作的事情拖了好久好久。母親一路走來為我所做的付出,是連我自己都難以想像的。選擇不出國念博士班,而留在她身邊,或許對我和對她,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希望往後的計畫能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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