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笑的馬克思主義者之第1話

如果今天在一門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專題的課堂上，老師請大家舉出會搞笑的馬克思主義者，或是詼諧的馬克思主義者，誰的名字會被唱出來呢？我將Irving Howe的〝Black Boys and Native Sons〞放到一旁，論文第2章的初稿才生了7頁，但已經被自己修改的不成「文」樣。Howe以比較賴特（Richard Wright）與艾利森為主軸，確實盡責地分析了Invisible Man裡共產黨員的再現形象，但我心中還是有一個結卡著沒解開。我在以自己的房間偽裝成的研究室裡，構想著第二章後半段談非裔美國表現文化（Afro-American expression）的部分，該如何與馬克思主義連上。

我的碩士論文第2章是處理60，70年代兩位代表性的非裔美國籍知識分子倪爾（Larry Neal）與蓋爾（Addison Gayle）。他們批著馬克思主義的皮，對艾利森的《隱形人》大加撻伐。簡單來說，第2章要討論的是對《隱形人》的負面評價，而這負面評價作為一種閱讀政治，又是帶著什麼樣的瑕疵。這些瑕疵可能來自於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則又與歷史有關。馬克思主義在19世紀末葉時，隨著工業革命與生產機器而興起。在封建制度的運作之下，生產的過程中有了剩餘，而隨之而起的則是加工業與貿易，一個以商業取向的新階級就此誕生了。

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的目的論，就是最終將達成一切財產為大家所共有，而沒有階級之分的社會。這樣的概念，在60年代時吸引了一些非美知識分子投入共產黨的陣營，文壇中的耀眼之星如倪爾，賴特等都「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賴特在1930年代期間即投入共產主義的懷抱，除了擔任左翼文學雜誌《新挑戰》（New Challenge）的編輯，也在左派政治風潮之下試圖從事文學創作。賴特擅長寫實主義，其作品中不難看出社會學理論（sociological theory）與自然主義式的命運決定論（naturalistic determinism）等種種的創作背景，《原鄉之子》（Native Son）即是最佳代表。批評家也將賴特的作品歸類為抗議小說（protest novel）。

這些擁抱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都充滿理想，他們有些人會拎著一張板凳，像貝托魯奇的《巴黎初體驗》裡的學運份子們那樣，站在街頭以流利且充滿解放力量的口條來吸引群眾聆聽他們的政治信仰。有些人則是以筆為劍，在紙上疾書，透過文字來解放他們認為尚被困在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裡的人們。因此，無論是在言語或是文字之間，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他們急欲摧毀假意識的渴望，而這渴望若是操之過急，有時則成了憤怒。

憤怒在20世紀現代主義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眼中是可佈的。在《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這一本散文裡，吳爾芙提到憤怒讓她在紙上粗糙地畫下身為男性的X教授的醜陋模樣，但是當她冷靜下來，仔細思考後，她想起其實男生當中也是有帥哥的啊──或許她是因為迷戀於薇塔（Vita Sackville-West）而無視於帥哥的存在了吧。相對於吳爾芙，帥哥之於我簡直就像空氣一般的重要。總之，她相信憤怒足以讓一位作家失去了寫作的健全性（integrity）。

一位作家若失去寫作的健全性，是一件可惜的事。女性作家為了抵抗男性霸權，將文本中的男性再現為洪水猛獸，或是一位非裔美國籍作家可能也因為痛恨白人的不公不義，便在文本裡頭透過文字將白人毀容，都是有所偏頗的。而他們在寫作時，大概會因為寫到激動處，顫抖的無法握筆，然後眉間便多了幾條皺紋，恐怕也少活了幾歲。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整體而言並沒有對非裔美國人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其概念確實滲透入了非裔美國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之中。對於60年代的非美知識份子而言，如果非美作家真的要「有所為」，那麼他們就應該要寫出自己的聲音，大聲的喊出「白種人，仔細聽」──White Man, Listen!，賴特的其中一部著作名。而在這樣的意識形態形塑之下，文學作品，便與政治宣傳品畫上了等號。當一個美國白人早上起床，匆匆梳洗後準備出門上班，在進地鐵站前先到街角的咖啡車買杯咖啡，然後在架上看見一本剛出版的非裔美國小說，他心裡難免會想──「這不會又是本抗議小說吧」，然後更糟的是，他可能會呢喃著「他們除了抗議之外，還有沒有別的情緒呢」。或是，「真可憐，希望他們不會氣到累壞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