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楓漁火對愁眠

當初與林建國談論文方向時，他覺得相當有趣。因為當堯斯以法國文學為主軸討論文學史的建構之時，並沒有涉及到一個爆炸性的問題──一部文學作品如何掀起一場社會動盪。

單德興在談美學反應理論時，興趣顯然是集中在「德國康士坦斯學派雙子星」中的伊哲。而我則對另一顆星，堯斯，特別感興趣。當然一部分也是因為林建國在課程裡只選讀了堯斯的關係。堯斯批判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形式主義文學理論是其來有自的。一個是歷史考量，一個是美學考量。而文學史的建構到底應該取誰而捨誰呢？堯斯的答案是──兩者將無休止地交纏，共創文學史的「迷境」（aporia）。

而我的研究透過堯斯的理論，證明了在非裔美國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中，美學考量與歷史考量兩者也同樣糾纏不休。以前在中文系修課，郝譽翔最愛的例子就是「江楓漁火對愁眠」。在台灣文學的鄉土文學論戰中，左翼派的文學其實很接近非裔美國文學中的抗議文學。「江楓漁火對愁眠」若以美學考量來分析，則道盡了文人的多愁善感，也充分顯示詩人的創作天才。但若以歷史考量解讀此句，船夫屬於勞動階級，而一個不事生產的文人，竟然只顧著自己附庸風雅的愁緒，而漠視了下層階級為了掙口飯吃，現實生活上的愁緒。

因此，我的碩士論文最初是想將結論導向艾利森其實不只是一位作家，他更是一位美學反應理論家──他以自己的小說，實踐了自己的小說理論。

艾利森自1952年《隱形人》出版之後，便一直把批評家們耍得團團轉。1955年，同為非裔美國籍作家的Ann Petry稱這部作品為「一部純粹的藝術之作」，馬上被艾利森反駁，並強調「藝術與抗議並非二元對立」（no dichotomy between art and protest）。這樣的說法，是相信藝術本身即為一種抗議的行動方式。然而九年後，艾利森在Tamarack Review中又改口，說「小說是藝術作品而不是社會學的偽裝（a disguised piece of sociology）」。這樣的說法似乎又試圖將藝術本身的美，抽離出來而成為獨立個體來審視。一年後，也就是1965年，艾利森在訪談中又說：「我認為﹝藝術﹞風格比起政治意識形態（political ideologies）來得更為重要」。這印證了裴克在《迢迢歸途》中提到艾利森曾一度相信「完全的形式主義是艾利森對六、七零年代社會動盪不安高峰時期的一種回應」，因為「藝術靠邊站（artistic noninvolvement）是令人比較嚮往的模式」。

有趣的是，艾利森和堯斯一樣，都非常重視讀者的角色。堯斯指出：「唯有當讀者的文學經驗（literary experience）進入他的生命軸心（lived praxis）中的期待視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s），展現他對世界的理解，文學的社會功能才會切實地展現其可能性，而讀者的社會表現也因此有了效力」。而在〈社會、道德與小說〉一文中，艾利森則將讀者視為「最為必要的合作者，能參與將小說引進生活的過程」。同樣地，在〈小說的藝術：訪談錄〉中他表示「批評家與讀者讓我更加確立自己身為一個作家的身分認同。你自己知道這回事，但經由他者來確立是最重要的。書寫，它畢竟是一種溝通的形式（form of communication）」。 對於小說，他認為「今日所謂小說，之所以假設它扮演了有用的角色，在於：它掀起變革與社會動盪」。艾利森在1955年的小說理論中，即有了堯斯在1967年在〈文學史做為文學學術的挑戰〉中提出的雷同概念，或許我們可以回過頭來將艾利森定義為一位美學反應理論家，而《隱形人》這一部小說本身更是具體實踐了美學反應理論。

李有成跟林建國都一直很放任我自由地做我想做的研究，並不干涉我太多。自從林建國把我推薦給李有成指導之後，李有成只叫我把哈林文藝復興時期的非裔美國小說都讀一讀，然後把裴克的專書盡量讀過。而我確實趁著碩二下沒修課的空檔，讀了Zora Neale Hurston，也讀了Richard Wright，然後又讀了裴克的《迢迢歸途》與《藍調、意識形態與非裔美國文學》。忙碌的他，一學期只能見我兩次──一次是去師大找百忙之中的他問問題，再來一次，就是我的碩士班資格考口試了。結果，資格考口試當天，出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慘狀。

除了當天李有成把手機忘在歐美所辦公室，然後自己下了阿囉哈客運後，靠著雙腿從交流道走到交大，汗流浹背地抵達口試教室，而我竟然還傻傻地在客運站坐著，等著一看到李有成就要叫計程車和他一起去學校，最後讓三位口試老師坐在教室裡等我之外，還有他們發現我的大綱內容，是嚇人的廣泛。

在我做完30分鐘的口頭報告之後，林建國說，如果我要處理這些內容，大概需要200頁。周英雄說，抽掉一些東西，以後博士班慢慢做。李有成問，既然已經寫過三份《隱形人》的報告，為什麼不拿來好好利用，寫個小說的文本分析。我只好解釋，因為我採用的是以讀者群為object of study的美學反應理論，因此目前論文裡沒有安排文本分析的部分。這時候，提出object of study這一概念的阿圖塞大概暗自在取笑著我吧。

最後，三位老師異口同聲的要我想出一份《隱形人》的文本分析，然後再從這個分析緊密扣合外圍的文化議題，以免論文越往外無窮擴散。

在跟前b討論了資格考發生的事情之後，他認為同時研究《隱形人》的文學接受史，又同時處理文本分析其實是很弔詭的。因為前者是外於文本的研究方法，後者則是研究文本的內部。不過，他還是給了我很實用的意見。

而從5月底資格考口試完，到現在7月即將過去一半了，我終於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非裔美國研究中最人性化且最美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