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forgivable

與前b分手之後大約半年，我決定開始認識別的男生。只是老天似乎認為現在對我而言不是個談戀愛的好時機，後來認識的總是沒有結果。

昨天到豐原廟東吃小吃，無意間在朋友身上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氣味。我一度堅持自己又遇到了一個Tommy Hilfiger boy。但是謎底揭曉──是Sean John的unforgivable。我沒有辦法抗拒這一種氣味，它讓我覺得身邊應該要有一個男人。

普拉斯在日記裡頭這麼形容修斯──「目前為止我所遇過最能與我匹敵的男人」。因此，在相戀四個月後，他們結婚了。但是，在7年後的1962年，普拉斯恨透了修斯，就如同她恨她的父親一樣。在〝Daddy〞一詩裡頭，她寫道──If I killed one man, I've killed two─/The vampire who said he was you/And drank my blood for a year/Seven years, if you want to know/Daddy, you can lie back now。

普拉斯的父親因壞疽而意外過世後，普拉斯的母親怕普拉斯傷心，不讓她參加父親的葬禮，而普拉斯為此而心懷怨念。大三，爸過世那時候，我沒有哭。我不知道自己應該哭些什麼。

對我來說，死亡是很容易能接受的事情。中世紀的人們，每天都得面對死亡。現在人們越來越抗拒死亡，因為科技的進步確實延遲了人類死亡的速度，但是卻永遠無法逆轉時間。唯一永生的是作品。我看著爸留下來的畫作，我知道他一直都會在。

普拉斯的父親歐圖，是波士頓大學的昆蟲學教授，卒於1940年11月5日，當時普拉斯年僅8歲。而父親死時，那年我20歲。我爸在1949年跟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當時他剛從杭州藝術學院畢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便可以優先搭船前往台灣。因此，我爸從此遠離家鄉貴州與他的家人，來到台灣這一塊異地。我小時候從不覺得自己的父親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他常提起貴州的景色，然後描繪給我聽。他只是我爸，如此而已。

除了白天在台中女中，後來在東海大學與嶺東科技大學任教之外，我們家自己還開了美術教室。除了作畫的時間，我爸大概就是在思考自己的事情。做為一個父親，他干涉的，所管教的，遠遠不像是一個社會化的父親所該有的行為。然而小時候他指導我寫書法，握筆姿勢與一筆一劃都不能有誤，還得看著鏡子練習。從此，我連拿筷子吃飯的方式都成了拿毛筆的模樣。

但普拉斯的生長環境當中帶了些許的歧異性。除了父親是理工科的教授以外，他們家的世交迪克還是一名耶魯大學醫學院的學生。他為了讓普拉斯留下深刻的印象，還帶了在文學課上的筆記給普拉斯看。在她生日時，迪克將艾略特的《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獻給她。《鐘形罩》裡的巴第就是迪克的對號入座（Roman a clef），小說裡艾瑟提及巴第在來信中刻意強調自己「正在讀一位醫生詩人寫的詩，他還發現一位已經去世的蘇俄短篇小說家也是個醫生，所以呢，醫生和作家或許可以相處得很愉快」。普拉斯非常清楚自己身為文學知識分子，與迪克所受的訓練有何不同，而她自己又身為女性，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之下，許多價值觀是受到壓抑的。華格娜─馬汀認為普拉斯的短篇小說〈週日于明頓家〉正是說明了普拉斯周旋於科學思維與文學創作之間的一個例子──「普拉斯花上好幾年的時間了解自己的能力──詩人看似非系統性但卻又滴水穿石的洞察力──跟迪克以及歐圖所擁有的那種更為科學性的能力是可以並駕齊驅的」。

華格娜─馬汀對〈周日于明頓家〉的分析，更是細微地專注於普拉斯的親筆手稿研究。手稿上顯示普拉斯對於描寫男性角色亨利與女性角色伊莉莎白的單字形成一種對立關係，例如「堅實可靠的」（solid）相對於「優柔寡斷的」（irresolute）；「堅定的」（sturdy）相對於「即席的」（impromptu）等等。普拉斯在作品中所呈現的這些二元對立不僅是人們普遍對科學家與文學知識分子的刻版印象，更是將性別化約為二元對立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成見。1963年，《鐘形罩》正式出版。如同普拉斯實際生活中科學思維與文學創作兩種力量相互抗衡一般，小說中對於兩種文化的描繪依舊縈繞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