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退步

1950年代的美國社會一方面是進步的──美蘇冷戰讓科技工業晉升重要地位，人造衛星升空了。Nina Baym指出科技連結了地方（places）與空間（spaces），讓美國的文化形構（the shaping of culture）由地方指涉搖身一變成為國家現象（national phenomenon）。福特發明汽車讓美國的都市發展起飛，並帶動無限商機。煉鋼廠，零件工廠，公路建設與養護，加油站，機器商場，休息站餐廳，汽車旅館等等的蓬勃發展都讓美國的就業市場交出了亮眼的成績單。當然，科技的發展與科學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兩者相輔相成。

但1950年代的美國同時也是退步的。女性是最慘的受害者。戰後的美國社會宣揚「婚後的女人就是快樂的女人」（the happy woman is the married woman），而年輕一代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即是「你是約會的好對象嗎？」（Are You Worth Dating?），或是「世上最龜毛的客戶就是不結婚的人」（The Toughest Customer in the World Is the Man Who Doesn't Want to Marry）。在這種恐怖的異性戀霸權的時代氛圍之下，50年代的美國女性將婚姻視為義務。

大家往往只看得到社會的進步，而無意，甚至有意地忽略了社會的退步。當世界相信科學是絕對進步的動力之時，有一群人站出來說話了，這些人就是50年代美國文壇重要的新批評學派。這些新批評學派的批評家開始察覺來自北方的資本主義漸漸往南侵蝕，並相信所謂的科學理性主義已經破壞了人的美感經驗。

當時的新批評學派的批評家包括蘭塞姆（John Crowe Ransom）等人開始了「逃亡者文學運動」（Fugitives literary movements），並成立《逃亡者》（The Fugitives）期刊。有趣的是，同一時期一群非裔美國籍的知識分子正逃離南方，到北方的紐約哈林區，展開哈林文藝復興。

如果科學的理性主義實質上是使人類的精神生活退化而非進化，那麼聲稱文學能拯救人類的精神生活確實是一種文學知識分子可替自己的地位辯白的一種說詞──兩種文化的論辯在1950年代展開。